最初，庙号和谥号都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。比如，商朝创立时的庙号制度是极为严格的，历代帝王只有少数几位获得庙号。汉朝恢复庙号后，西汉的12位帝王中，仅有4位拥有庙号，其中包括汉景帝，他就没有庙号。
谥号方面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的谥号也非常客观公正。例如，赵国的赵武灵王，他通过胡服骑射改革大大提升了国家的力量，但晚年因继承人问题频繁动荡，最终以悲惨的方式死于沙丘。这种人物的谥号也就反映了他们的功过得失。
秦朝废除了谥号制度，汉朝恢复之后，谥号依然保持了较为客观的标准，尤其是除开刘邦和刘秀这两位开国皇帝外，其他皇帝的谥号一般都以“孝”字开头，目的是强调皇帝应该孝顺，并且以此为基础来评价他们的一生。例如汉文帝刘恒，他的谥号是“孝文”，其中的“文”字意味着“大道经天纬地，治国安民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汉朝的皇帝谥号通常只有两个字，这使得后人对汉朝皇帝的称呼更加简洁明了，比如“汉武帝刘彻”简称“武”，也就意味着他被赋予了“孝武”之谥。
然而，从唐朝开始，庙号和谥号的使用开始变得更为复杂。唐朝的皇帝为了彰显皇权，普遍使用庙号，而且每位皇帝几乎都有自己的庙号。例如唐高宗为其父李世民加上了“文武圣皇帝”的谥号，而唐玄宗更是在李世民的基础上为他加上了两次谥号，逐渐使得谥号的长度和华丽程度越来越长，甚至达到了一种滥用的程度。
唐宋时期，虽然庙号的使用仍保有一定的客观性，但随着政治集权的强化，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，谥号和庙号也开始变得愈加浮夸，甚至有时已经无法真正反映一位皇帝的实际功过。例如，唐玄宗在其父李世民的谥号上做了几次修改，使得他的谥号变得更加华丽，最终成了“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”。
明朝和清朝则进一步加大了这一现象，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，他的谥号多达21个字，包含了大量美誉词汇。同样，清朝的努尔哈赤，作为清朝的奠基者，他的谥号在经过多次修改后，达到了25个字的历史纪录。甚至，清朝的皇帝谥号普遍较长，字数多的有时甚至超过了明朝开国皇帝的谥号，形成了新的历史特点。
不过，尽管这些谥号的字数繁复且华丽，但我们通常会以最后一个字来作为该皇帝的“主谥号”。例如，明太祖朱元璋的谥号中的“高”字，是他功绩的代表字。类似地，努尔哈赤的最终主谥号“高”字，显示了他作为大一统开国皇帝的地位。
明清两朝的皇帝往往会使用年号代替庙号或者谥号进行称呼，这样既能够避免庙号和谥号滥用的尴尬，也能够让历史更加清晰易辨。例如，清朝的康熙帝，我们直接称其为“康熙帝”就非常合适，而如果以谥号简称“清高帝”或“清章帝”，则显得不够得体，甚至有些古怪。
总的来说，庙号和谥号的滥用尤其在清朝显得尤为突出，许多皇帝的庙号和谥号都是极度褒奖性质的，无法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实际作为。就像道光帝的庙号“宣宗”以及其谥号“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”，虽然这些称号令人印象深刻，但实际上，它们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皇帝的具体功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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