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军官中，特别是那些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军官，他们的职级通常较低，但所掌握的权力却极为庞大。以明朝为例，兵部职方司郎中这个职位，其职能几乎相当于现代的参谋总长，然而，这个职位仅仅是正五品的官员，在地方上顶多也只能担任知府或州同的职位。尽管职级不高，但实际的权力却不可小觑。
在宋朝，这种现象更加明显。在宋朝，朝廷重文轻武的传统使得军官的地位显得尤为低贱。即使是太尉这样的高级武官，也被从三公的行列中踢了出去，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名义上的高级武官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浦东巡检关胜征讨梁山时，他所带领的队伍中，竟然也有一个太尉在押送粮草，足见当时太尉职务的边缘化。
实际上，太尉的地位贬低，是从北宋徽宗赵佶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开始的。当年九月，赵佶颁布了一道诏令，取消了“旧三公”的职务，包括司徒、司空、太尉等高官职位，都被彻底废除，甚至将其职能划归其他部门，这一举措打破了历代以来的惯例。曹操如果能看到赵佶的这一政策，定会感到震惊，毕竟他曾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，甘愿将大将军的位置让给袁绍，自己转任司空。而赵佶却轻易取消了曾经享有三公待遇的太尉。
尽管曹操见不到赵佶，梁山的众多好汉却生活在与赵佶相同的时代，而高俅那时候的太尉身份，也逐渐变得毫无权威。宋徽宗时期的太尉早已不再是名副其实的权力象征。在宋朝的朝廷中，实际掌握军权的人数众多，殿前司、侍卫亲军步军、侍卫亲军马军的都指挥使、副都指挥使、都虞候等官员被统称为“殿前九帅”，这些官员的职权虽大，实则每个人都可以被称为“太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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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佶之所以在其政权之下仍旧对这些职位给予高待遇，是因为他深知，这些职位虽然看似权力不大，但在宋朝这个容许军队从事商业活动的时代，地方节度使和承宣使等职位能随意调动兵力，做买卖赚取油水，而殿前九帅们由于负责直接保护皇帝，日常事务繁忙且不允许从事类似活动，因此为了维持他们的忠诚和战斗力，才不得不给予更好的待遇。与此同时，赵佶还鼓励外任官员回京担任这些职位，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和地位。
从这一政策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像吴用这样的人物，凭借他的“武胜军承宣使”身份，级别虽低于殿前三司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，却依然具备不容忽视的地位。而那些地方上的安抚使如宋江、卢俊义，他们的职位也在殿前三司之下，但足够与太尉一较高下。在宋朝的官制体系中，地方节度使和承宣使的地位通常是平等的，甚至某些经略安抚使的级别超过了都指挥使。正如高俅虽然在朝廷中权力大，但面对一些地方官员，如种师道等，他也不得不低头。
此外，像林冲这样的武官，虽然没有直接的兵权，但他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，显然也属于高层人物。他与高俅的“交情”便可见一斑，林冲在买宝刀时，心中所想显露出他与高俅之间并无明显差距。如果林冲的地位较低，他是绝不会如此轻松地与高俅借刀的。
同样，林冲的收入与地位也相当高，根据当时的制度，正五品的武官每年的收入大约为一千九百多贯，而他能够拿出一千贯购买宝刀，正符合当时武官的收入水平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，林冲在军事体系中的地位不容小觑。
而林冲与高俅之间的互动，也暴露出宋代官员体系的一些不公平。尽管高俅有权干预某些事务，但他也并非能够轻易左右林冲的命运，尤其是当林冲犯错时，他也只能将事情送交开封府尹处理。这与低级武官的境遇截然不同，低级武官一旦犯错，可能直接就会被打死，而高层武官则享有更多的宽容和程序。
从这些例子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，宋朝的军官体系虽然表面上看似层次分明，但实际上，却充满了复杂的权力博弈和微妙的社会阶层划分。林冲虽然没有直接的权力，但他的地位并不低，足以影响他在整个社会中的处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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